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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ml模版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業必須做出重大改變
    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兼傳播與媒介研究中心主任。他早年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獲得博士學位曾執教於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37年(1974~2011年),任該校媒體、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傳播與媒體研究所所長。他也是學術期刊《媒體、文化與社會》(Media,Culture and Society) 的創刊人之一。

    斯巴克斯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媒體與民主化、媒介的全球化、互聯網對大眾媒介的影響等,他長期致力於對中東歐地區的後共產主義國傢,以及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研究建樹蜚聲國際。主要著作包括《報業傳說:媒體註視下的全球化爭論》《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和大眾媒介》《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21世紀的記者》《媒介與大眾文化》等。

    一、報業危機,中國不是一個例外

    王海燕(▲):大概是2008或2009年,當時金融風暴橫掃整個歐洲和北美,我和您有一場關於傳統媒體全球性危機的談話。當時您的看法是這場危機隻是局部的、區域性的,您還特別舉例說,在中國和印度,報紙仍然處在健康的增長通道中。但是現在到瞭2015年,從中國報紙產業最近的狀況來看,您是否仍然認為中國是個例外?

    Colin Sparks (●):首先,盡管我以及很多傳媒業人士都曾經認為印度和中國是例外,但是現在我需要對這兩個國傢的差異進行區分。印度媒體目前仍然保持著相對健康的增長,報紙行業的多個指標或多或少都處於上升趨勢。然而,近年來中國報紙的大部分指標,尤其是發行量已經停滯,有些甚至出現瞭下滑。3年前,世界報業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的年度報告曾經用這句話作為標題:“西方暗,東方亮”(Gloom in the West; Boom in the East),如果這符合當時真實情況的話,而今天或許還可以說東南亞報業興盛,但卻不能包括中國瞭。

    所以,我想在對話開始前就明確我的觀點,即發展中國傢並不能成為世界報刻字鋼珠筆業危機的解決方案。

    ▲:去年中國很多報紙出現前所未有的營收銳減,多傢報紙宣佈停刊。幾年前大傢就開始說“狼”來瞭,而現在“狼”真的來瞭。您對這種情況感到驚訝嗎?

    ●:我的確感到有點吃驚,至少“狼”來得比我想象中的快。我以前估算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認為城鎮化的進程會導致報紙發行量進一步上升。不過現在我依然認為,城鎮化會延緩報業的衰落,因為未來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將在城市定居,這意味著報業市場越來越大。實際上,城鎮化也是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目前印度也正在歷經這樣的變化。我當初認為,這意味著中國報紙會熬過難關,進一步增長。現在看來,盡管這些因素可以緩解報業衰落趨勢,但至少對於一些市場化報紙而言,我們的確看到衰落已經在發生瞭。

    二、報業危機源於落後與社會結構變化

    ▲:那麼您認為什麼原因導致瞭報業的衰落?

    ●:很多人會說,互聯網的發展是造成中國報業危機的原因。但美國的情況表明,報紙發行量的下滑在互聯網全面普及前十年就已經開始瞭,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新聞。所以不能把美國報紙讀者的流失歸咎於互聯網。大范圍的互聯網使用和全新的網絡資源加速瞭這種衰落,但並不是引起報紙衰落的原因。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互聯網隻是被學術界少數人用來進行小范圍溝通的工具,那時網絡報紙還沒出現,但當時報紙發行量就開始下滑瞭。所以,互聯網絕不是導致衰落的原因。

    發達國傢的報業有著更深層次的危機。我覺得其中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一方面與新聞本身的特點有關,另一方面與社會發展變化有關。

    現在的新聞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問題:太落伍,太20世紀。隨便拿起一份報紙,你可以看到什麼?你會看到大量關於戰爭、沖突、政治、足球或其他運動的話題。這些報道是男性導向的,呈現的是男人的世界觀。這契合瞭我童年時的世界,上世紀50年代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爸爸出門去工作,媽媽留在傢裡。報紙是爸爸買的,所以報紙必須有大量男性主導的新聞,這樣才可以促使他們去購買,盡管在我爸爸下班把報紙帶回傢之後媽媽可能也會讀,但她並不是報紙的首要目標讀者。所以,那時報紙的首要讀者是男性,也必須如此。

    然而在今天,這種狀況仍然沒有改變,報紙仍然是在為男性打造的。以英國為例,在幾乎所有報紙讀者群中,男性都佔主體地位。唯一的例外是《每日郵報》(Daily Mail),該報男女讀者各佔一半,可以說這是英國唯一一份覺察到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社會已經發生變化的報紙。如今的勞動力市場不僅僅是男性,女性不再隻是“傢庭主婦”,現在女性經濟獨立瞭,這在半個世紀前是無法想象的,而新聞業總體上還未能跟上這種變化。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也就是說,社會現實的性別結構與新聞的性別結構出現瞭分裂,新聞依然在以男性主導的觀念運作,刻字鋼筆而社會差不多已經漸趨男女平等的狀態瞭。

    ●:是的,至少在西方國傢,社會結構已經不同往日瞭。當然我並不是說,男性主導已經不存在,實際情況也許還是如此,但在英國,女性已經佔瞭全部勞動力的47%。女性不再隻是結婚,辭掉工作,然後呆在傢裡。或許當孩子還小時,她們仍然會離開工作崗位一段時間,但總體上,她們會視自己為薪資工作者中的一員。今天大約有67%的勞動適齡女性在崗,但新聞沒有跟上這種變化,仍然以男性的思維來看待這個世界。

    三、公共領域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

    ▲:您在以前關於通俗小報和大眾化報刊的研究中,?也曾提出過類似觀點。

    ●:這個觀點我曾經提到過,但當時還不是我的主要觀點。性別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原因,那就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已經在享受著相對較高的生活標準,社會也比較和平,公共生活或者說公共領域越來越脫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人們也許還是會四年投一次票選舉總統,兩年投一次票選舉議員,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時候,你有穩定的工作,有房有車,生活無憂,政治跟你的日常生活聯系不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再那麼關心公共事務瞭。

    ●:是的,參與政治對他們來說並不是最緊迫的事情。當然,像“9·11”那樣的事情發生時,政治還是很重要的。但總體上,在一個繁榮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純粹是個人的、私人的事情,公共領域很少與私人領域發生交集。而新聞,尤其傳統意義上的“硬”新聞,本質上就是關於公共領域的。

    如果公共領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不重要,自然看報紙的人會越來越少。政治或者說公共生活僅局限於華盛頓的環城路內,或者威斯敏斯特議會廳內,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無關。這是專業政治傢們的事情,與普羅大眾沒多大聯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參與選舉、加入政黨的積極性不高,很少參與公共活動,報紙也是可看可不看的,因為硬新聞裡描述的世界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世界,他們的生活更多由個人的事情主導,而非公共事務。

    ▲:傳媒研究中有一個很有強的規范理論,就是公共領域理論,理想的狀態是媒體作為公共領域的一個機構,其作用就是將公眾納入政治決策的過程中。

    ●:是的,但是如果公眾不想被“納入”呢?性別方面的問題可以說是媒體的過錯,21世紀的新聞從業者還沒有完全從過去的觀念中醒悟過來。但是公眾對媒體的興趣下降並不是媒體自身的過錯,而是根植於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深層的社會結構變遷。換句話說,在一個繁榮、穩定、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過著富足生活的人們對參與我們所認為的反映公眾利益的新聞興趣並不大。

    ▲:所以我們不能把責任歸咎於SKB刻字筆新聞媒體本身,因為新聞本身的定義是公共的,而如今社會卻是私人化的。

    ●:是的。讀報的人群越來越集中於社會上層階級,在英國、美國情況都是如此。隨便拿起美國的一份報紙,比如《紐約時報》,你會發現文章無比晦澀難懂,一般都是復雜的句子結構、冗長的段落、成堆的文字,再配幾張很小的圖片。報紙服務的受眾明顯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能讀會寫,並且關心公共事務的人群。我認為,這種報紙所服務的精英市場雖然會一直存在,但能否服務大眾市場卻是另一回事瞭。

    實際上英國的新聞市場一直以來就存在著兩個極端模式,一邊是符合公共利益取向的精英新聞,一邊是迎合社會個體的大眾新聞。大眾新聞模式更加迎合社會個體,報道的內容一般脫離政治,更多與醜聞、性和娛樂等聳動性話題相關。大部分互聯網轉型成功的紙媒,他們網站的內容娛樂傾向也很明顯。比如《每日郵報》網站上,大量有關名人的短故事和圖片,人們就是喜歡這樣的新聞。

    ▲:所以從《每日郵報》網絡報紙的成功,我們可以看到飛龍刻字筆未來報紙轉型的一個方向,也就是向滿足普通大眾個人需求的大眾市場傳媒轉型。

    ●:公眾對這方面內容也許更加感興趣。但同時,專註於公眾利益的媒體也會繼續存在,隻是由於這種媒體過於正式,普通大眾理解起來是有一定難度的,他們很難塑造出真正的公共領域。比如,我媽媽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她現在已經不在瞭。她可以逐字逐句地看《金融時報》,但並不能真正地讀進去,因為文章太長,引用較多,語言晦澀難懂,讓她根本就摸不著頭腦。

    ▲:前不久我和幾位記者進行瞭一場討論,他們有人說,為什麼報紙必須是公共的?為什麼就不能隻給公眾提供娛樂信息?但也有記者反駁說,發生戰爭、洪災、地震等災難的時候,人們還是離不開關於公共事務的媒體報道的。

    ●:我覺得第一位記者對日常生活的描述是正確的。但是,第二位記者說的也有一定道理,想讓公共事務完全遠離個人日常生活不僅不可能,也是愚蠢的想法。特別是在中國,相較於西方,中國社會更加政治化。這是由其社會變化的步伐決定的。公共生活不斷被塑造,被改變。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附近的農村,很可能會丟掉自傢土地﹔如果你是做建築的農民工,你很可能拿不到工資,因為老板經常“玩失蹤”。即使你屬於城裡中產階級的一員,生活雖然相對舒適些,但糟糕的空氣質量卻令呼吸都變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基於這,我認為新聞在中國更加不可能會“死”。

    ▲:剛才我們討論瞭幾個促進或延緩報紙衰退的因素。有性別、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問題。在我們進入下一部分之前,您能不能簡要總結一下這一部分的觀點?

    ●:好的。基於美國的情況,我認為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長大的這一代人開始對報紙失去興趣。究其原因,與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相關,政治開始慢慢脫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

    這與他們父輩那個年代不一樣,在那個時候,政治是一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面臨被招募去越南從軍打仗的可能。再往前推一點,他們的祖父輩可能被派到歐洲或者太平洋地區作戰。所以生在那個年代的美國人是有足夠的理由去關心公共領域的事務的。但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已經沒那麼惡劣瞭。今天,普通人的大部分時間和生活都與國傢沒什麼關聯,與公共生活沒什麼很大的交集。就拿2014年的美國議會換屆選舉來說,投票率隻有大約36%。即使是2012年的總統選舉,投票率也隻有54%,這意味著即便有權參選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也差不多近一半的選民不屑參與。而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初,美國成年合法公民的投票率超過70%,可見那時的政治參與度比今天高得多。

    由此,那些專註公共生活的報紙變得越來越無趣,對於民眾的價值也越來越少,自然讀報的人少瞭。如果他們要讀新聞,可以通過電視或者互聯網獲得。嚴肅新聞是美國報紙的主流,但現在每天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長篇的新聞報道和分析上,大部分人覺得是浪費時間。

    四、互聯網嚴重沖擊瞭報紙廣告

    ▲:近幾年,與報紙的衰落形成對比的是,新媒體,尤其是微博、微信,在中國發展迅猛。如何理解互聯網對新聞媒體產生的影響?

    ●:首先,雖然英美國傢報業衰落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開始瞭,但互聯網的出現,的確加速瞭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的衰落。

    互聯網對報業的影響主要是嚴重沖擊瞭報紙百樂刻字筆的廣告收入,但並沒有直接造成發行量下降,而發行收入隻佔報紙收入的很小部分,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報紙極度依賴廣告收入。以2000年為例,當年美國80%的報紙收入來自廣告。在互聯網出現前,大部分美國報紙不存在實質性的競爭,完全處於壟斷地位。而到瞭互聯網時代,真正的競爭到來瞭。

    互聯網帶來另一方面的經濟影響是,就廣告的效果來看,互聯網比報紙效率更高,主要因為互聯網是可以搜索的。如果你想買一輛汽車,在傳統媒體時代,你必須時刻留意報紙上有關汽車的所有廣告,比如奔馳、寶馬,之後或許才可以買到自己支付得起的一輛二手福特。有瞭互聯網,你可以直接輸入你的要求,搜索想要的車,而且會得到很好的反饋。所以網絡廣告大多依靠搜索引擎。這給歐美報業造成瞭極大的經濟危機。

    新聞業從誕生起就主要依靠廣告支撐,中國過去30年如此,英國和美國過去100年也如此。但是,我認為報紙依靠廣告支撐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瞭,也回不到那個黃金時代瞭,你不得不承認,像Google這樣的新媒體就是一個更好的廣告平臺。

    其次,互聯網似乎鼓勵,或者至少允許公眾的淺層次閱讀。公眾上網讀新聞,更加喜歡那些簡短的、概括性的內容。以英國BBC新聞網站為例,上面的文章比《衛報》《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等網站的同類故事更加簡短。簡短是合理的,因為BBC懂得人們的註意力是有限的。不隻英國的情況是這樣,像CNN等美國網站也如此。我認為,在網上看新聞更像是看電視新聞節目,一般你隻會花兩到三分鐘來瞭解一個事件,不可能像看報紙一樣花至少10分鐘去瞭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五、兩極分化也許是一個機會

    ▲:所以這種新聞的淺層化接觸使讀者從報紙轉移到瞭屏幕?

    ●:互聯網並不是把讀者轉移瞭,而是更好地滿足瞭受眾對新聞的需求,這也符合現在生活的節奏。

    以上兩方面是互聯網最重要的影響。還有第三個影響,互聯網大大加強瞭新聞市場目前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一邊是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精英市場,一邊是迎合公眾需求的大眾市場。對前者而言,互聯網極大提高瞭信息供應的數量和質量,也為提供更深層的新聞分析提供瞭可能。不僅對《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等財經報紙如此,其他嚴肅報刊也可以更好地利用互聯網。相比紙質媒體,互聯網帶來的大容量資源可以更好地促進精英讀者對新聞事件全面深入的瞭解,更好地滿足其多樣化的需求,這當然是一種積極的影響。

    另一方面,互聯網也給那些專註流行文化的媒體提供瞭更好地滿足讀者需求的機會,通常這類媒體更加關註娛樂、醜聞、性和運動等聳動性話題。打開《每日郵報》的網站,映入眼簾的是數以萬計的名人故事。在傳統媒體時代,報紙不可能裝下那麼多內容,新媒體卻做到瞭。

    精英和通俗是報紙的兩個極端,互聯網給這兩種模式都提供瞭編輯上的便利。

    ▲:這是不是可以給中國的報紙經營者們帶來一些啟示?也就是說,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瞄準精英或者通俗其中一個市場,兩極分化說不定是一條出路。

    ●:我所說的是,互聯網提供瞭兩條不同的編輯意義上的“人生線路”,不一定是經濟意義的。第一條走高檔路線,主要針對那些關心政治、對國際經濟或者類似話題感興趣的人群。另一條是走低端路線,主要迎合隻關心碧昂斯或卡戴珊姐妹等娛樂新聞的人群。由於這兩種新聞模式體現的是不同的新聞價值觀,同一個報紙要兼顧這兩種模式,同時服務兩個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兩級分化或許是一個機會。

    六、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業必須做出重大改變

    ▲:那麼您認為互聯網時代給新聞業帶來瞭什麼機遇?

    ●:很明顯,互聯網給好新聞業帶來瞭一些機遇。像數據新聞,以前是很難辦到的,但在互聯網上,獲取數據變得輕易快捷。網絡採訪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傳統媒體人或許會說,這是閉門造車式的新聞,作為記者就應該到外面去,到採訪對象工作的地方,採訪到本人,調查性新聞不可能依靠一部電腦就可以完成,你也必須出去採訪,比如偽裝成一個農民工,這樣你才可以真正挖掘到特定情況下的真相。這些說法是正確的,但無可否認,互聯網確實給新一代的新聞業帶來瞭機遇。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定義新聞的意義?包括報道的準則、倫理、專業主義都需要重新理解。我們不能再說哪個是好或者壞新聞瞭,因為新聞的定義已發生變化。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找不到一個關於新聞的定義可以準確描述新聞業的真實情況。你如果說新聞是X,Y或Z,那麼我可以馬上從英國和美國報紙的歷史找到與之相反的例子。說到電視,我可以找到與福克斯新聞和BBC不同的新聞模式。報紙也是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輕易找到與《衛報》或《金融時報》不同的新聞模式。或許在今天中國,這還不是很明顯,但那些宣稱新聞應該具備什麼標準、倫理準則、專業認知等的嘗試,也即企圖給新聞一個標準的定義,在我看來大部分是規范性理論,而非分析性的。我覺得新聞業是在不斷改變的。同為記者的Emile Zola與Ed Murrow就有很大不同,後者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供職的媒體也不一樣,他們各自所做的事情不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也各異。我認為,新聞業要在互聯網時代存活,必須做出重大改變。

    七、規范理論缺乏解釋力

    ▲:所以您建議我們不應該從規范化的視野來理解新聞業,而應該採取分析性的態度。

    ●:是的,我向來就這麼認為。

    ▲:但是卡茨(Katz)認為,如果沒有規范理論的話,就沒有新聞業,您怎麼看?

    ●: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怎麼可能正確?他或許希望是,但有沒有一個規范理論可以同時解釋福克斯新聞(Fox News)和《紐約時報》?你或許可以指出新聞業的一些共通的準則,比如美國那一套讓很多人崇拜的新聞準則,平衡、公正、嚴肅、道義、勇氣,等等。這些原則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者其他美國報紙中可以體現出來。但同時你要看到其歷史發展的情況,實際上這些原則的確定有其特殊的物質基礎。問題首先是,這些報紙針對的讀者群是多樣化的。如果讀者一半是共和黨,一半是民主黨,這樣的話,強調平衡兩黨的觀點是有意義的。如果你隻呈現共和黨或民主黨單方面的觀點,實際上你冷落瞭一半的讀者。美國新聞業形成的那套讓人崇拜的客觀性原則是很難得的,但也建基於一定物質基礎上。美國報紙雇傭的員工一般很多,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在所在的區域處於壟斷狀態,他們的盈利能力是巨大的,甚至是其他行業的兩倍,他們也因此雇得起大量的記者、信息核實員以及駐外記者等。那些在人們看來可能是至高無上的專業標準,對我而言,隻不過是特定經濟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我同意您的觀點,新聞業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它的形態如何是取決於一定歷史、經濟、技術等社會條件的,所以給出一個規范性的理論是不現實的。但另一方面,從新聞從業者的角度來說,規范理論卻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要守衛住自己職業的邊界。所以您可以看到,在這方面學界和業界一直以來就存在很大分歧。

    ●:是的,確實經常如此。但我可以解釋記者這個群體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其實幾乎所有職業都一樣。在所有那些要求高技能以及需要做出高水平獨立判斷的職業中,掌握這種技能的專業人士總是希望可以自主做出決定。他們需要創造以及維護這個可以做出自主判斷的空間,專業主義自然成瞭他們有力的武器之一。這對於教授如此,對於醫生、記者等也是如此。為瞭維護這個空間,他們熱衷談論專業主義,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可以清晰地表達出自身職業的需要。

    (王海燕/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 2014 級研究生莫業林對本次訪談的錄音進行整理和翻譯,在此表示感謝。)

    本文為中山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課題 ( 編號:1409099-17000-31610129) 成果之一。訪談全文將刊登在即將出版的《中國新聞業年度觀察報告(2015)》(張志安主編)。

    註釋:

    ?參見:SparksC. TullochJ. (2000)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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